我的父亲今年99岁的高龄，他自去年八月十五后，突然不会走路啦。我姐姐在家悉心照顾了父亲近三个月。为了父亲的康复，救护车把父亲拉到金华中心医院，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，之后只能住进护理院。请了许多医生、专家会诊，血液等各项指标均趋于正常，高血压在继续吃药，就是下不了床、走不了路。我在杭州，只能多回去看望老父亲。
我在前几年写过关于父亲及我们家族的故事。本来想拿出去发表，父亲没有同意。
回望父亲走过的近百年人生历程，还是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敬礼。
父亲1928年出生在杭州一户富裕的家庭，从小读私塾，10多岁的时候，日本鬼子轰炸杭州，他与家人逃难之丽水、上海，后进上海酱油厂工作，据说是共产党地下党开办的工厂;上海解放后，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，考入上海市公安局，从事政保工作。1973年，因我母亲身体不好，父亲从上海调入金华市公安局工作。
父亲在工作期间，严格按照国家制度、规定，认真负责，一丝不苟。他负责出入境工作期间的事迹，当时在香港、英国等地区和国家刊登，报道说，在内地、大陆和中国，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警察。别人送的华侨券、高档香烟老酒，凤凰自行车、电视机等一概拒收。他连工作接待用的糖果从来不会带回家。父亲就是这样，毛主席时代培养出来的清正廉洁的干部，清清白白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为此，在1986年7月1日，浙江省公安厅给我父亲颁发了荣誉证书：“贾金水同志从事公安工作三十年，在公安战线上作出显著成绩，特发此证，以资表彰”，证书上还印有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(后调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)的手写体“向从事公安工作三十年的同志致敬”。1991年7月，父亲获得了公安部的殊荣“授予贾金水同志人民警察蓝盾荣誉章”，证书落款签发的是公安部部长陶驷驹。他退休后，在建党百年获得了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纪念章。我回金华家里，父亲拿出50年党龄的纪念章给我和姐姐看，他庄重地在纪念章和证书放在胸前，我给他拍了一张照片，作为留念。
父亲对待领导、同事，忠诚、真诚。我父亲在上海公安局工作时负责政保的领导吴处长，是1955年新中国授予的少将，其夫妻俩都是延安时期的大学生。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吴处长被批斗、关牛棚，整个政保处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没有去批斗老领导，还多次去探望关在牛棚里的老领导。1978年，吴将军平反，他特地来金华，让我父亲全家调回上海，我父亲说，谢谢老领导，我这边挺好的，不麻烦领导啦，就不去上海了。在公安局，他也有几位同事，关系处理的很融洽，因为他从来不与人去争名夺利，他总是说，与人相处时，总要有人吃亏让利，时间长了，就知道吃亏是福啊。
父亲对待母亲始终如一。我母亲1959年考上浙江医科大学，1964年毕业，分配在金华市人民医院工作，从事内科和儿科工作，那时调动工作很难，我父亲放弃上海优越的工作环境和高收入，为我母亲调到金华。1979年，我母亲在人民医院急诊部给病人看病，病人多，工作强度大，后来人不适，血压飚升，工作现场导致半身不遂，瘫痪在家十年，我父亲回到家就是照料我母亲，直至1989年我母亲病逝。父亲对母亲的关爱、夫妻深情，也影响着我们子女如何对待亲人。
父亲对我们子女，全身心付出，话不多，用行动深刻影响着我们，我从父亲的言行举止上，明白了什么是“父爱如山”。我1999年结婚，当时浙江省交通厅分给我两室一厅的福利房，我把父亲接到杭州一起住，过了两年，孩子出生，我岳父岳母从金华来杭州，为我一起带孩子，父亲就把金华的两套房子卖了，全部资助我在杭州换了一套大房子。后来我女儿从杭外毕业，考入美国读大学和研究生，我父亲省吃俭用，把存的钱都给了他的孙女。孙女也很孝顺，每次回金华，就给爷爷带来进口的钙片、补品，爷孙俩平时还视频聊天。前几年，我父亲回金华居住，我们给他在中心医院对面的石榴巷买了个两室一厅的小房子。他每年会来杭州两三次，住一段时间。我和夫人有个约定，至少每个月回金华看望双方的老人，春节，我们基本上整个假期，都在金华陪伴老人，带老人到附近的景点去看看，呼吸新鲜空气。
父亲平时话语不多，只有那慈祥的笑容，有人问父亲何以长寿，父亲说：做人心态要好。
我每次回金华看望父亲，就向他汇报我近期的工作，他孙女的学习情况，还有他媳妇学校的事。我离开时，他会走路的时候，总是要送我到出租车旁，再目送我离开。我经常会回首看他一眼，也挥挥手，当再转头看不见父亲的身影时，我常常会热泪涌上，双眼含满泪水，视线模糊不清······(刚为)
